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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求新”“求先”“求变” 取得丰富成果******

　　光明网讯（记者李飞）11月11日，2022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新闻发布会在浙江乌镇互联网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纲表示，本次大会，坚持体制机制求新、议题设置求先、活动策划求变，在丰富内容特色、提升参会体验、放大溢出效应等方面全方位释放增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求新”“求先”“求变” 取得丰富成果

　　一是闪耀了数字文明的思想光芒。在本次峰会和各类论坛上，许多新理念新模式在交流交融交锋中孕育而生，不断赋予互联网发展以新的生机和活力。比如，本届浙江分论坛以“工业互联网的创新与突破”为导向，以“数字化赋能产业链重构”为核心议题，邀请了国内外工业互联网领域知名专家、企业家等600余人齐聚一堂、开展交流、碰撞思想，为全球制造业未来发展路径贡献了新思想、新观点、新路径。

　　二是诠释了数字时代的浙江精彩。本次峰会创新设立三项“永久举办地”特色活动，集中展示浙江运用互联网创造共同富裕新图景的生动实践，生动展现浙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靓丽成果。数字经济产业合作大会，搭建项目、资本、园区三方互动交流合作平台，36个技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补链强链延链的重点项目完成现场签约，投资金额共计746亿元。

　　三是呈现了数字变革的硬核成果。本次峰会成功举办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吸引了40个国家和地区的415家中外企业参展，组织开展了74场新产品新技术发布活动，之江实验室智能计算数字反应堆、卡巴斯基反无人机入侵系统等“黑科技”悉数亮相。首次开设“互联网之光云展厅”，利用3D、虚拟现实技术，打造沉浸式、365天不落幕“线上云展”，在线参观超过50万余次。“直通乌镇”全球互联网大赛吸引了来自海内外24个国家的1110个项目参赛。

　　四是提振了数字经济的产业动能。本次峰会专题发布10个历年签约优秀合作项目，其中桐乡“乌镇之光”超算中心、绍兴集成电路先进封装生产线、金华龙芯智慧产业园等已成为数字经济的标杆，产生了很好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升级打造的人才相亲会品牌，以云聘会、产业人才发展大会等形式，为1074家单位发布3.8万余个岗位需求，共吸引了25万名各类人才前来应聘，进一步拓宽了数字经济人才供需对接的“桥梁”。

　　五是升级了数字智能的参会体验。本次峰会坚持高质量办好峰会的理念，推动服务智慧化、体验智慧化全面升级，开发了“乌镇峰会一站通”小程序，迭代升级“浙里安保智控·乌镇”数字安保应用，一站式服务、无感化验证通行、智能预警等数智体验在乌镇随处可见。

　　“置身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浙江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宽阔的视野、更加务实的精神，紧扣互联网变革发展的脉动，奋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与各方一道共创美好数字未来。” 王纲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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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丨王建华：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中新社成都11月24日电题：百年考古如何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专访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王建华

　　作者贺劭清王利文

　　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省考古学会常务理事王建华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对此进行解读。

视频：【东西问】百年考古学如何让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来源：中国新闻网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中华”一词最早见于何时？“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什么变迁？

　　王建华：据考证，“中华”一词始见于西晋末，是中原士人为把中原的政治与文化同其他地区相区分而产生的自我称谓。

　　“中华”不仅表示一定的地域，更表示一定的文化和具有这种文化的人。伴随新思潮的传入，现代民族意识的萌发，“中华民族”一词脱颖而出。

　　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1905年，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比较正式地使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此处的“中华民族”虽以汉族为主体，但多民族融合的观念已开始形成。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值中华民族危亡之际，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指出“中华民族”的称呼虽出现于近代，但作为一个实体，至少存在了两千多年。

　　1988年，费孝通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的角度指出“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产生了一个凝聚的核心”，在汉族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其他民族不断地为汉族输入新鲜血液，汉族同样也充实了其他民族。

　　纵观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形成，梁启超、顾颉刚和费孝通均从民族历史的角度进行了阐述，中国历史上数千年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的中华民族，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深圳锦绣中华景区举办的“民族嘉年华”节庆系列活动。陈文摄

　　中新社记者：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如何产生的？历史长河中，考古学文化和民族共同体建立了什么样的联系？为什么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

　　王建华：19世纪后期，文化这一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用以总结分析考古出土的遗存。1925年，考古学家维尔·戈登·柴尔德给考古学文化提出了较为精准的定义，用一种时空镶嵌分布的考古学文化模式来阐释一个区域中的史前文化的关系和演变。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既是一种概念又是一种理论，从概念的角度反映的是人群共同体与物质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应关系，符合遗存的群聚性和社会性法则，从理论的角度通过对遗存的分类和聚类研究实现了对遗存背后人群或族群的区分。

　　考古学是“俯瞰大地，仰望星空”的学科。人们获取的实物资料，是由人创造的物化形式，所以它和“人的共同体”直接相关。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既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从理论上讲，考古学文化作为物质遗存共同体，是古代群体在物质文化遗存上的表现，在某种层面上可以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立一种联系。在对某一考古学文化认识足够清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将其与史书中记载的古族相对应。

观众在故宫博物院观看展览。盛佳鹏摄

　　由于历史文献对于汉族以外的古代民族的记载稀少且不成体系，加之历朝历代的各种理解和传说的杂糅，若简单将考古学文化与历史上的族群进行对应，风险是巨大的。但至少可以在某种层面上，将考古学文化中的某一处或某几处考古遗存与文献中的族属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有学者认为考古学文化可以用古代的族名进行命名，如考古学上的夏文化“是夏时期夏族创造和使用的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族在一定时期内的遗存。

　　1962年，夏鼐在《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论及考古研究在解决民族族源和民族史问题时就曾提到“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联系，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当前可见文献来看，是考古学的研究成果最早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术语，用以论述古代中国不同群体的紧密历史联系及新中国确立的民族共同体结构。这表示当时学者们就已意识到从考古材料可以观察到汉族从史前到历史时期的一个形成过程，只是“具体情况，还需进一步研究”。

观众在山西博物院参观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特展。韦亮摄

　　《新中国的考古学》一文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提法是基于新中国成立后逐渐积累的考古学资料。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就发现了3000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经过发掘的有100余处。这些遗址分布于不同地域，代表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体现了不同人群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进入历史时期，文献记载与考古学资料的整合研究拓展了民族史研究的空间。无论是史前资料的大量发现，还是历史时期研究空间的拓展、学术研究的深化，都促使考古学者思考考古资料与族群之间的内在联系。

观众在河南洛阳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数字馆参观。黄政伟摄

　　中新社记者：百年来的考古实践和出土文物，如何丰富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令中华文明“西来说”不攻自破？

　　王建华：历史长河中，许多古老的民族出现在史书的记载中，各民族在不断地分化与融合过程中延续下来，融入到今天中国56个民族之中，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就中国当代的民族来看，有自己的民族文字和历史记载的很少。倘若单纯依靠历史文献来构建民族史，那么很多民族尤其是已消失的古代民族将无史可考。

　　作为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重要领域和组成部分，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中华民族的历史是全体民族共同创造的，而有文字的古史记载不超过四千年，剩下的历史都需要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

　　在对没有文字的人类社会历史的研究中，考古资料起着主要作用。同时，考古学让各民族在历史上留下的物质文化都成为可以被观察分析和描述的对象。只要有人类活动的地方，就会留下实物遗存，考古学可以通过这些遗存去研究当时的社会和历史，因此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空间，尤其是民族史的研究空间，即考古学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维度。